张一文：打工诗歌四十年“蝶变”

2025年2月25日，“劳动者的星辰：打工文学回顾展”在广东省流动博物馆开幕，打工诗歌再一次走入公众视野。改革开放后，一批又一批年轻人，离开家乡，去远方打工，在打工的路上坚持写诗，用诗歌反映打工者的喜怒哀乐，书写了绵绵不绝的“诗与远方”，给当代文坛留下众多打工题材诗歌，丰富了大众文艺百花园。 由罗德远、王海军主编出版的《打工诗歌四十年精选（1983-2023）》（以下简称《精选》）一书，选编了1983年以来各个时期289名打工诗人共计508首作品，为深入理解中国当代文学变迁与打工群体的心灵史，开启了一扇诗意之窗。 从诗歌现象的起源和发生机制审视，打工者“诗和远方”的呈现形态并非一蹴而就，而是伴随时代语境的持续变迁，从“记忆”到“技艺”，经历了具有显著特征与逻辑关联的三个阶段。 早期的打工诗歌起源于“感而发，察而录”状态，迈出了探索步伐。20 世纪80、90 年代，南方打工社会曾经呈现一些热点问题。打工者在日常辛苦劳作中深刻感受到这些问题，内心产生强烈的情感冲动，不免有感而发。他们凭借敏锐的观察，察觉到周围工友的情绪变化、车间厂房的环境氛围等细节，并把这些记录在诗歌中，充满了生活气息和真实情感，为打工诗歌奠定了现实主义文学的基调。 例如马亭华的诗《把故乡带在身上漂泊》有这样的句子：“乘着电话线，就给故乡的亲人道一声平安吧/如果我的声音足够大/如果我站得再高一些/我就可以顺着电话线回到家了/”，令人耳目一新。无论是“把故乡带在身上漂泊”还是“顺着电话线回家”，想象都很奇特，拓展了诗歌的意境空间，令人深切感受到一种外出打工的诗意乡愁，让情感在独特想象的发酵下更具感染力和冲击力，扣人心扉。 一般认为，农民工为主的打工诗人的“知识贫困”，导致早期打工诗歌所反映的主题相对比较单一，主要集中在对打工者艰难生存状况的描述以及对家乡的眷恋等方面。 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新世纪打工诗歌进入“鉴而明，思而作”时期，实现了内涵升华。千禧年以降，打工群体发生了变化，80 后乃至90 后成为打工群体的主力军。他们受惠于1999年开始的大学扩招，一般都有大学文凭，对诗歌的创作与欣赏产生了更高的追求。远方打工的诗人们，开始借鉴不同的文学风格技巧，对打工生活进行全面深入的审视。他们不再局限于简单描述，而是思考这种生活背后的社会意义、人性价值等，在思想深度和艺术技巧上都有明显提升。 例如曹启正的诗《我在工厂里认识世界》，写到作者的工作是组装咖啡机：“我要打紧每一颗螺丝钉/我知道它们一旦出了国/就会有一个好听的名字/中国制造。”诗中体现出一种积极向上、认真负责的主人翁态度，这与早期打工诗歌中常见的对打工生活的抱怨、诉苦等情绪，形成鲜明的对比。 类似这样“鉴而明，思而作”的打工诗歌发展期作品，还有很多。李海涛的《十月一日》，写一个打工者国庆节加班的自豪心情。这些作品使打工诗歌从简单的情感抒发，向更有内涵的作品转变。 进入新媒体时代，打工诗歌发展到“悟而创，传而扬”阶段，达到了新的高度。远方打工的诗人们在“深入生活、扎根人民”主题实践中，对打工生活感悟深刻并大胆创新，写出了不少精品力作。《精选》一书所选诗歌，不少作品已在《人民文学》《诗刊》等主流文学刊物发表，289名入选本书的作者中，就有十几个人的作品在《人民文学》刊登过。例如，煤矿井下工人张克良的诗歌《黑色尘埃》《爱情故事》两首打工诗歌，发表在2022年第10期《人民文学》杂志上。更多的则是在诗歌网站、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上广泛传播，打工诗歌有了跨媒介展示的机会。 权威媒体的刊登，新媒体上的竞秀，打工诗歌的蝶变，让人深感“一切都变了”，变得更美好，更具人文关怀。荷兰汉学家柯雷等国外专家也关注了打工诗歌，普遍认为“打工诗歌”不仅是社会经验的记录，也是审美经验的表达，有着开阔的研究空间和较高的研究价值。面向世界的打工诗歌，文化吸引力与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，为世界了解中国提供新的窗口，助益了中外文学的交流与互鉴。 读罢《精选》，不禁让人感叹：“诗和远方”值得追求，打工诗歌已然成熟。经过四十年的蝶变，打工诗歌从个体辐射社会，不仅详实记录了打工群体的“诗和远方”，更反映出时代的发展与进步。展望未来，打工诗歌应能在全新的社会语境中，获得更广泛关注与认可，产出更多人民性与文学性俱佳的作品，实现新的飞跃。 （原文见刊《羊城晚报》2025年3月23日A5版，有删节）